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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杂谈

拓宽思路话清收

时间:2020/6/30 10:05:13  作者:蒋运 吕晓思  来源:成都中小担  查看:76  评论:0

担保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则面临代偿的可能及清收的难题。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业务经验对案例进行浅显分析,希望为从业人员提供一些思路。(本文所涉及到的各个细节均来源于真实案例,人名等均为化名。)

 

一、案例概述

20138月,Z先生为B公司在某市的BT项目建设贷款1000万元,委托A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Z先生以其所有的一套房产、Y公司以其所有的厂房向A公司提供了抵押反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Z先生与X女士以其享有的Y公司的股权向A担保公司提供了质押反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同时,E公司、J会所、Q歌城、F公司、Y公司以其信用向A担保公司提供了信用反担保。

20149月,该笔贷款到期,但Z先生无法按时还本付息,遂发生代偿,后因催收无果,A公司将Z先生及其他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起诉至C法院。

 

二、案例分析

(一)司法程序中遇到的困难

本案中,被告众多且关系复杂,代偿后,案件进入了漫长的诉讼及执行程序。

1、诉讼中,送达等程序耗时长。本案所有被告均不在受理案件的C法院所在城市,应诉文书经历了先邮寄送达,再公告送达的过程。诉讼中,被告又提出司法鉴定,以此拖缓诉讼进程。由于部分被告始终处于失联状态,各项所有法律文书均通过公告完成送达程序,致使本案自2014年立案至2016年底方能审结。

2、各被告之间关系扑朔迷离,时而相互配合,时而针锋相对。

1Z先生与X女士原为夫妻关系,代偿时已离婚,且关系紧张却又因利益捆绑时常相互利用。现Z先生长期居住在外省,一般仅能通过电话联系;X女士患重病,居住于本省L市本案查封房产中。

2B公司签订合同时,根据该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可见其法定代表人为Z先生;生效判决中也记载为此。但执行过程中,B公司现法定代表人S先生提出异议称,根据合同签订日期,当时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Z先生所签《信用反担保合同》属于无权代理,向C法院口头提出执行异议,并称Z先生的行为涉嫌诈骗,其保留追究权利并可能对本案提起申诉。经查,S先生所称变更事宜属实。

3、查封资产虽多,却难以实现清收。

诉讼前及诉讼中进行了诉讼保全,查封了:Z先生及Y公司提供的抵押物;X女士所有的住房一套、车位一个及Y公司厂房所在的土地使用权。

经档案查询和现场勘查,发现:1、大多数资产查封为轮候查封,不具备处置权;2、查封资产因城市规划重新编排了地址门牌号,难以落实具体位置;3、部分资产虽具备处置条件,但难以腾退或价值不大,难以实现资产变现。

4、冻结到期债权,却难以进行强制执行。

执行中,发现了该案中隐含的资产线索,即B公司有即将到期的债权。201710月,C法院调查发现B公司与案外人D公司等签订协议约定,截至2018331日,D公司应当向B公司支付2000万元。截止调查之日,尚有1300万元未支付。当即,A担保公司申请对该到期债权中的1100万元进行了冻结。

此后,D公司提出异议,并复函法院称:C法院于2017111日送达冻结及扣划通知书之时,已到期的债权仅为650万元,另有650万债权20183月底才到期。B公司也口头提出执行异议,并称该1300万元需要解决工程款、民工工资、税收等问题,请求法院不予执行该款项。

(二)执行中化解风险,实现回收

1、针对上述情况,A担保公司先后提出了三种处置方案,但都存在明显的弊端:

1)直接对该厂房和土地进行司法评估、拍卖。该资产性质属于工业用途,实际价值不能满足该案全部债权,且不易处置变现。如强行进行司法拍卖,低价成交或流拍的可能性较大,不利于清收工作的开展。

2)对Z先生与X女士所有的Y公司的股权进行司法评估、拍卖。该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且未在工商登记的经营场所办公,也无法提供经营及财务资料。司法评估依据不足,难以确定价值。

3)对冻结的到期债权进行强制执行。B公司宣称,Z先生在签订《信用反担保合同》时已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合同无效。C法院冻结的到期债权不能用于偿还Z先生的债务,且不排除通过再审程序撤销原判。即使D公司配合法院进行划款,也会引起B公司的强烈反应,不利于后续清收工作。如D公司不配合划款,法院则需进行强制执行。但民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来规范对到期债权进行强制执行的方式,如直接对该笔存放在D公司账户中的款项进行强制扣划,D公司也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乃至诉讼,拖缓执行进程。

2、为了避免诉累,A担保公司以谈判促成各方和解,完成清收工作。

在与Z先生、X女士及B公司反复进行磋商,各方透露出一条关键信息:Y公司所有土地使用权(查封物)可能改变土地性质进行开发,各方有意“解禁”该土地。

鉴于此,A担保公司积极协调C法院一同参与各方谈判,最终达成“多赢”的执行方案:1Z先生、X女士、B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后,B公司自愿请求D公司向C法院履行到期债权1100万元;2C法院向A担保公司兑付上述案款,实现代偿款本金、费用、违约金、利息等债权后,A担保公司申请解除对相关资产的查封和抵(质)押;3Z先生与X女士将其各自持有的Y公司的的股份转让或质押给B公司;4、法院执行程序告一段落。

 

三、思考与启示

(一)关于案件本身:这个案例最终内实现本金、费用、违约金、利息的回收,主要胜在两点:一是捋顺了债务人与各保证人的关系,二是抓住了债务人与各保证人的心理。虽然本案中关键人物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其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在司法程序中,担保公司虽然与债务人处于法律地位的对立面,但仍然可以在各债务人中进行调停,并把握好尺度,利用其利益关联的心理找准切入点,用谈判打开突破口,推动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以外的和平解决方案。

(二)关于日后工作:这个案例从诉讼到执行终结历时四年,债务人与各保证人充分、合法的利用法律程序,对案件审理、执行进行了毫无底线的拖延,让整个案件更加复杂。进一步完善合同文本的完整性与签约过程的严谨性是非常必要的。针对司法送达困境,可以在合同条款中约定邮寄送达地址,同时强调该地址应当作为司法文书送达的唯一地址。针对工商信息变更情况,签约前除要求客户提供工商登记信息外,还应当通过工商系统各种网站进行查询,尽到审慎义务。

(三)关于清收模式:这个案例打破了清收工作的“定式思维”,即通过司法拍卖处置抵押物实现回收的“套路”;而通过司法程序控制资产,并采取多途径积极寻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通过抓住债务人在清偿债务中的心态变化,找准谈判时机达成,既完成了清收工作,又提高了清收效率,还节约了司法资源。由此可见,不能将实际处置变现作为清收的唯一途径,追偿工作必须 “打组合拳”。

 

 

注:本文曾获“中国担保杯”征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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